《南京照相馆》:当历史照进现实,一场关于记忆与真相的全民讨论
2025年暑期档,一部名为《南京照相馆》(英文名:Dead to Rights)的电影,以黑马之姿闯入公众视野,并迅速掀起了一场远超电影本身的社会讨论。这部由刘昊然、王传君、高叶等实力派演员主演,取材于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的历史剧情片,不仅取得了超过3.8亿人民币的票房佳绩,更因其对历史细节的艺术化处理,引发了从普通观众到历史学者、从自媒体博主到主流媒体的广泛争议。影片那句掷地有声的标语——“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恰恰成为了这场讨论的最佳注脚:我们究竟该如何“不忘”,又该“记住”什么?
一、光影叙事:照相馆里的生死抉择与人性光辉
《南京照相馆》的故事设定在1937年南京沦陷后的至暗时刻。一群素不相识的百姓——邮差阿昌(刘昊然 饰)、照相馆老板王广海(王传君 饰)、女学生林毓秀(高叶 饰)等——为求一线生机,躲进了名为“吉祥”的照相馆。为了活下去,他们被迫为日军摄影师冲洗记录“战果”的底片。然而,在显影液中逐渐浮现的,并非胜利的荣光,而是日军屠城的血腥罪证。《南京照相馆》官方海报,聚焦于乱世中普通人的命运。
影片的核心冲突由此诞生:是销毁底片以求自保,还是冒着生命危险让这些铁证留存于世?导演没有将主角们塑造成天生的英雄,而是细腻刻画了他们从恐惧、犹豫到最终抉择的完整心理弧光。王传君饰演的王广海,从一个精于算计、只想保全照相馆的生意人,到目睹暴行后眼神逐渐变得坚定的转变,尤为动人。而刘昊然饰演的阿昌,则代表了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被激发的勇气与担当。

刘昊然饰演的阿昌,在良知与生存间挣扎。
影片的高潮段落,是这群平民在日军的严密监视下,如何利用照相馆的器材和专业知识,巧妙地复制、藏匿、转移这些致命证据。这个过程充满了谍战片般的紧张感,但又根植于真实的历史情境——南京大屠杀期间,确有多位国际友人和中国平民,以各种方式记录并保护了日军的暴行证据,为后来的东京审判提供了关键物证。《南京照相馆》正是将这段宏大的历史,浓缩进一个狭小的空间和一群小人物身上,让观众得以通过极具代入感的视角,触碰那段民族的伤痛记忆。
二、争议漩涡: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边界何在?
然而,正是这种“艺术浓缩”与“戏剧化处理”,将《南京照相馆》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影片上映后,以YouTube博主“大老王智汇”发布的视频《《南京照相馆》有多少是伪史?历史不容捏造!》为代表,一批内容指出影片存在多处与史实不符的细节。
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 对国军守卫将领的刻画: 影片中对于南京保卫战指挥层的描写,被指过于简化和负面,未能全面反映当时守军所作的抵抗与牺牲。
- 具体战斗场面的呈现: 有观点认为,影片为了增强戏剧冲突,虚构了某些激烈的巷战场面,而历史事实是日军进城时遭遇的有组织抵抗已非常有限。
- 核心人物的原型问题: 最大的争议在于,影片中这群“照相馆英雄”是艺术虚构的集合体。批评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冒名顶替”或淡化了许多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如国际安全区委员、冒险拍摄照片的西方传教士与商人、以及那些无名却勇敢的中国市民)的贡献。
随后,知名评论人“老梁”也在其节目《老梁故事汇:电影《南京照相馆》这些地方与史实不符》中表达了类似观点,强调“铭记历史要有洁癖”,即对待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民族创伤史,影视创作在追求艺术感染力的同时,应尽可能尊重基本史实框架,避免因虚构而造成公众对历史的误读。暗房中的紧张时刻,艺术化地表现了保护证据的过程。
三、另一面声音:电影作为大众历史教育的入口
面对质疑,也有大量的观众和影评人持不同看法。影视类自媒体“刘老师说电影”在其题为《别害怕这部电影,别错过今年最佳!》的影评中,盛赞影片的情感冲击力与艺术价值。他认为,电影的本质是艺术创作,不是历史教科书。在确保不歪曲基本历史性质(即日军实施了大屠杀这一核心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戏剧虚构来塑造人物、浓缩情节、增强感染力,是历史题材电影常用的、也是必要的手法。
支持者认为,《南京照相馆》的价值在于:

- 降低了历史认知的门槛: 对于年轻一代,尤其是对那段历史仅有模糊概念的观众来说,一部制作精良、情感真挚的电影,远比一本厚重的史书更有吸引力。影片成功地将“南京大屠杀”从一个抽象的历史名词,转化为可感可知的人物命运与生死抉择。
- 激发了探究历史的兴趣: 许多观众在看完电影后,主动去搜索、查阅相关的真实历史资料,去了解“南京安全区”、“约翰·拉贝”、“明妮·魏特琳”等影片中未直接出现但精神相通的人物与事件。电影成为了一个“导火索”和“索引”,引发了更深层次的历史学习。
- 凝聚了民族情感共识: 无论细节如何虚构,影片所传达的“铭记苦难”、“珍视和平”、“捍卫真相”的核心价值观,是清晰且有力的。它在影院里让无数观众落泪,这种共同的情感体验,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集体记忆塑造。
高叶饰演的林毓秀,代表了乱世中的知识女性。
这场争论,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历史该如何被讲述和传播”的对话。一方坚守历史学的严谨性,担心艺术加工会磨损历史的棱角,甚至制造新的谬误;另一方则看重艺术传播的广泛性,认为在核心事实不变的前提下,情感共鸣是让历史“活起来”的关键。
四、超越争论:《南京照相馆》现象的社会启示
《南京照相馆》引发的讨论,其意义已经超越了电影评论本身,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
首先,它反映了公众历史意识的觉醒。 观众不再被动接受影视作品灌输的内容,而是会主动考证、辨析、讨论。这种“较真”的态度,是公民历史素养提升的表现。无论是批评者还是支持者,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对那段历史的深切关注,都希望民族记忆能以更准确、更深刻的方式传承下去。

其次,它揭示了新媒体时代历史传播的复杂性。 YouTube、B站等平台上的影评、考据视频,与传统影评、学术研究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的舆论场。专业历史学者的声音需要更主动地进入大众传播领域,而影视创作者也需要在艺术创作与历史责任之间找到更精准的平衡点。良性的互动应该是:电影激发兴趣,争议引发思考,考证深化认知。
最后,它提醒我们关于集体记忆的塑造。 民族的创伤记忆需要载体,这些载体可以是档案馆里的文献、纪念馆里的实物,也可以是小说、电影、戏剧。不同的载体有不同的功能和受众。或许,我们需要的不是唯一“正确”的版本,而是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记忆生态系统:严谨的史学著作奠定基石,动人的艺术作品传播情感,开放的公共讨论凝聚共识。影片的英文海报,显示了其寻求国际表达的意图。
回到电影本身,《南京照相馆》或许在历史细节上存在可供商榷之处,但它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大众层面的历史召唤。它让“南京1937”重新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让两代甚至三代人有机会围绕同一段历史展开对话。影片中,那些平民最终选择让底片“留存下去”;在影片外,这场关于历史、记忆与真实的讨论,也同样值得被我们“留存下去”。
正如一位观众在影评中所写:“走出影院,我立刻去查了真正的‘南京照相馆’故事。电影不是终点,而是我认识历史的起点。”这或许,正是《南京照相馆》最大的价值所在——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如何对待过去,也照见了我们如何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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